恒隆研究 | 杨赞研究团队——空气污染与劳动损失：新经济行业的证据

【作者】

邓辉　王振　杨赞^2*

1.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2. 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

【通讯作者邮箱】

zanyang@mail.tsinghua.edu.cn

【原文信息】

邓辉,王振,杨赞.空气污染与劳动损失：新经济行业的证据[J].世界经济,2025,第10期.

内容导读

新经济就业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日益凸显，研究空气污染对其劳动绩效的影响可以揭示空气污染抑制经济效率的广泛性。本文以快递行业为例，估计空气污染对新经济就业群体造成的个体劳动损失，研究发现城市空气污染每上升10个单位，快递员劳动产出下降1.6%，劳动供给下降 1.3%；空气污染导致快递员年平均收入损失6.5%，样本省份快递员因暴露于PM2.5导致的年收入总损失约为1.58亿元。本文分析了快递员这一新经济就业群体应对空气污染的“双重策略”及其经济后果，为制定劳动者福利政策提供了经验依据。

研究背景

新经济扩张使得该领域的就业群体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就业结构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升级。《中国统计年鉴（2024）》数据显示，我国服务业就业占比为48%，“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约为18%。新经济产业不仅肩负着促增长和保就业的双重使命，也是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体现。然而，生态环境部2024年监测数据显示，全国仍有25.4%的城市PM2.5平均浓度未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限值要求，空气污染仍然是人民健康和经济增长的潜在威胁。在此背景下，深入探究空气污染对新经济就业群体劳动绩效的影响十分重要。

近年来，以快递业为代表的新经济产业保持快速增长态势。2024年全年，快递企业业务总量达到1937亿件，同比增长20%，2015-2020年全行业新增就业岗位100万个以上，快递员成为新经济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综合来看，快递行业具有劳动关系灵活、工作内容多样、工作时间弹性大等特征。快递员在日常工作中面临空气污染、恶劣天气、交通事故等多种环境风险，这些不利因素不仅短期内冲击劳动效率，长期来看还可能对身心健康造成损害。同时，快递业服务性强、工作强度大、被投诉风险高等特点，使得快递员面临的综合风险更加突出。因此，研究空气污染对快递员劳动绩效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计量模型

基于快递员层面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设定如下：

LP_ijt=γ+γPollution_ijt+γWeather_ijt+Γ_jt+Φ+σ+ϵ_ijt （1）

其中，LP_ijt表示在城市（包括地级市、县和县级市）工作的快递员日的劳动绩效，包括被签收包裹数和工作总小时数两个变量。Pollution_ijt代表空气污染向量集合，基准回归包括了快递员i所在城市日的空气质量综合指数AQI和细颗粒物PM_2.5浓度，以及这二者非线性模式的变量组合。Weather_ijt表示一组天气特征变量，包括云量、雨量、雪量、风速、温度以及温度的二次项（温度与人体舒适度之间是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由于部分快递员在样本期间曾在不同城市工作过，因此在模型中加入城市×年份固定效应_jt来控制城市经济和社会特征对快递员劳动效率的影响。代表一组能够缓解包裹量时序变化的固定效应，包括月份固定效应、周固定效应、星期固定效应，以及节假日固定效应。代表快递员个体固定效应，_ijt表示为模型扰动项。

基于工具变量法，本文的两阶段估计模型设定如下：

第一阶段：

Pollution_ijt=α⋅ThermalInver_ijt+α⋅Weather_ijt+Φ+ε_ijt （2）

第二阶段：

LP_ijt=β⋅(Pollution_ijt ) ̂+β⋅Weather_ijt+Φ+σ+μ_ijt （3）

在模型（2）中，ThermalInver_ijt表示城市日前三天发生逆温现象的总次数，Weather_ijt，还有其他变量的设定和模型（1）完全一致。第一阶段，模型在控制一整套完整的天气特征和一系列固定效应基础上，用城市日前三天发生逆温的总次数来预测城市日的空气污染水平。在第二阶段的估计中，模型（3）用第一阶段得到的空气污染预测值Pollution ̂_ijt替代实际值，来分析空气污染对劳动绩效的影响。

四一

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本文分析表明空气污染带来了相当显著的劳动损失。尽管客户下单数据受限，机制分析仍排除了需求侧和运输环节的干扰，证实空气污染主要通过“缩减劳动供给”机制产生影响。这种劳动损失效应在计件工资体系下，将直接转化为行业从业者收入损失，同时劳动者加快工作的补偿行为也可能增加其面临的生产安全风险。

多维分析证实了新经济行业中劳动者对环境污染的应对主要采取“双重应对策略”，反映了标准化服务行业特有的劳动供给刚性，揭示了效率指标作为污染应对机制的局限性，即表面效率提升可能以服务质量下降为代价。这些发现为完善平台用工管理提供了政策启示：应建立与空气质量联动的弹性绩效考核体系，在高污染日适当放宽时效要求，同时配备专业防护装备，实现生产效率、服务质量和劳动者健康的三重保障。

空气污染给户外劳动者带来的“健康-收入”权衡困境，表明单纯依靠市场机制难以有效解决快递员的环境健康权益问题，需要建立专门的职业暴露防护和补偿机制。国家应构建包含政府职业健康暴露补偿基金、企业污染适应性智能派单系统和个体防护标准在内的“三位一体”防护体系，以缓解广大新经济从业者面临的环境压力和健康风险，避免“短期收入下降-长期健康损害”困境导致的长期人力资本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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