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北京故宫博物院,历经战火洗礼却依然熠熠生辉的珍宝静静地陈列在玻璃展柜中,商周的青铜器、唐宋的书画、明清的瓷器,每一件都承载着千百年的中华文明记忆。手指轻触展柜,冰凉的玻璃提醒着现实的温度,展柜中的文物仿佛诉说着那段惊心动魄的流亡岁月。
很难想象,在几十年前的某个清晨,这些国之瑰宝曾被装入木箱,在枪炮声中开始了漫长的迁徙之路。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再一路北上……它们曾渡过长江的惊涛骇浪,翻越秦岭的崇山峻岭,躲过日机的狂轰滥炸。迁徙路上的每一道“车辙”都在无声诉说着:文明的火种,永不熄灭!
01
平津危急
故宫文物不可不迁
1932年8月,日军进犯热河,山海关告警,平津形势日益危险。那时的故宫,红墙黄瓦依旧巍峨,却已不再是文物安全的庇护所。急迫形势之下,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易培基终于下了决心,拟将故宫文物精品迁移至北平(今北京)东交民巷及天津、上海租界区域保存,并提议在南京设立故宫分院以存文物。
同月,河北石门市(今石家庄市)市民多奇云等人致信故宫博物院:“辽东变起,沈阳四库全失。申沪烽烟,南地图书尽丧。千年古物,毁于须臾,凡属国人,畴不痛惜……为本国之文化计,为世界文化计,均宜早为之所,妥为保存。”于是,易培基立刻召开理事会,研究决定将故宫文物先行迁移至上海。
但他们没有想到,故宫文物想走绝非易事。大敌当前,故宫文物要迁出北平的消息,让北平市民心里涌起了一种普遍的被遗弃感。更有甚者,呈请中央拍卖故宫文物,用于购买500架飞机。
在此关键时刻,时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则力挺故宫文物南迁。他认为,日人不可不防,文物不可不迁。历史证明,这一判断守护了中华文明的根脉。
古物陈列所的箱件装上排子车,经过午门的情形。
02
迂回南运
2000多箱文物装满整整两列货车
终于,1933年2月6日,第一批南迁文物共2118箱装车完毕,准备发往南京,再运至上海租界。故宫博物院致函平汉铁路局:请加拨车辆,以利文物南运。
紫禁城大门打开,10多辆汽车和300多辆人力排子车从午门鱼贯而出,经天安门、中华门,运至平汉铁路火车站。6日清晨5时,天还没有放亮,卡车上的2000多箱文物已经装满了整整两列火车。6时20分,第一列火车自平汉铁路火车站开出;7时15分,第二列火车开出。从此关山万里,许多文物于25年后才返回故宫。
如今,京沪铁路一路南下,从北京到南京,乘高铁最快用不了3个半小时。而在当时,这段路却走得艰难而曲折——为了避免日军袭击,火车没有从平津线转津浦线,直达南京浦口,而是舍近求远,先走平汉线,由北平开到郑州,再转陇海线,由郑州开至徐州,最后绕回津浦线,由徐州开往南京。
迂回路线上,车轮与铁轨的撞击声响彻寒夜,护送人员裹紧大衣,望着窗外掠过的村庄,没有人知道这些文物何时才能再回北平。
1933年2月10日,文物南迁列车终于到达南京浦口火车站。浦口火车站是津浦铁路的终点站,津浦铁路于民国元年全线通车,北接京津(平津)铁路,南接沪宁铁路,经天津、沧州、德州、济南、泰安、滕州、临城、徐州、蚌埠等站而抵达南京浦口,成为民国时期的交通大动脉。
南行列车就这样在浦口停了下来,时任故宫博物院秘书吴瀛被临时安顿在中央饭店住下,夜不能眠。南方初春多雨,他担心下雨会淋湿火车上的文物,尤其是那部文渊阁《四库全书》。吴瀛披衣而起,穿过雨幕,急急赶到军政部,借了大批油布,然后赶往火车站,看到火车并没有漏雨,稍稍放心了些。
【南迁路线】
北平(北京)—郑州—徐州—南京
03
三路西迁
一路炮火一路周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全国80%以上的公共图书馆、90%以上的大专院校图书馆都进行了内迁,大学也纷纷踏上了西迁路途。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在一篇文章里发出这样的感叹:“中国在移动,宁肯逃亡也不愿屈服的中国人向西移动。”
1937年8月12日,经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议,文物“准迁往湖南大学保存”。有学者说,文物再迁总体上以文物全部的撤退为目标,采用水陆并进的抢运方式撤离,在空间上,呈现为南、北、中三路南迁,在时序和迁运状况上,表现为三波再迁。
1937年8月14日,80箱故宫文物由招商局“建国”轮运离南京,文物西迁的漫长旅途由此开始。运送故宫文物南迁的那志良回忆:“一条船的容量,要比一列火车为多,可是,火车是我们国家自己的运输工具,谈到是抢运国宝,即或没有上方命令,大家也会乐于帮忙;水运便不同了,我们自己的船只,为了军用繁忙,调不出来,雇用外国船只,那些洋人们首先问‘替你们装运国家物资,日本人知道了,派飞机来炸我们的船怎么办’。”
两天后,“建国”轮抵达湖北汉口,本打算由湖北航业局派轮船运往湖南,但时局紧张,轮运速度迟缓,加上洞庭湖地形危险,恐有不虞,于是决定改为陆运。8月18日,文物在武昌火车站装车,经粤汉铁路,于19日运抵长沙,准备存放湖南大学图书馆。从长沙火车站到湖南大学,中间有一江相隔,因此,从车站上卸下的文物箱,要用汽车运至码头,装上木船,划过江,再用汽车转运到图书馆,此为西迁南路。
终于,在首批文物迁离后,11月19日,4081箱故宫文物被运上招商局的“江安”轮,准备运往汉口,开始了文物西迁中路的旅程;12月15日,英轮“黄埔”轮也载着5250箱文物抵达汉口。1937年年底,日军飞机开始对武汉进行大轰炸,存放在汉口的文物时刻处于危险之中。1937年12月24日,故宫博物院再次决定将存放在汉口的文物运往宜昌。
宜昌素有川鄂咽喉之称,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四川成为战时大后方,进出四川的通道就成了抗战的重要运输线。当时入川,少有公路,更没有铁路,只有走长江。
而宜昌以上的三峡航道狭窄,弯曲复杂,滩多浪急,险象丛生,有的地方仅容一船通过。1500吨以上的轮船不能溯江而上,所有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西行的大船,当时都不能直达重庆,乘客和货物都必须在宜昌下船“换乘”(换上能走长江三峡的大马力小船),才能继续溯江进川。
费尽艰辛与周折,1938年1月6日,这批故宫文物终于运到了宜昌,但宜昌也不安全。故宫博物院未雨绸缪,于1938年1月9日,即故宫文物运至宜昌仅3天后,就开始向重庆启运。
文物在川陕公路上艰难运输。
在此之前,另一批故宫文物被迫踏上了西迁北路之旅。1937年11月下旬的南京城已冰冷如霜,日本军队像一把铁钳,紧紧地向它钳过来。在南京汹涌的撤退浪潮中,故宫文物从水路撤运是以汉口为目的地,陆路则根本顾不上考虑目的地,先装上火车再说。满载文物的列车像一叶孤舟,在战火中寻找避风的港湾。那时的南京只有津浦铁路线通过,东南方是上海,那里日军正如潮水般涌来,火车只能向北,先是沿着津浦铁路抵达徐州,再转陇海铁路经郑州驶向西安,是为西迁北路。12月3日至8日,3列文物列车陆续平安抵达陕西宝鸡,共计7287箱。
1938年年初,驻华北的日军向晋南发起进攻,于3月7日到达黄河风陵渡,宝鸡等关中重镇岌岌可危,故宫博物院决定将存宝鸡文物转迁汉中。当时,宝汉之间不通火车,仅有一条宝汉公路相连。为了配合故宫运送文物,陕西公路局紧急抢修宝汉公路,3月12日,公路修好,满载故宫文物的汽车从宝鸡陆续驶出。
从宝鸡至汉中必须翻越秦岭。文物启运时值初春,秦岭已经落雪,路面湿滑泥泞。车队在秦岭上小心翼翼地行驶,车头摇摆,车身颠簸。下坡时,有连续弯道,路边就是万丈悬崖,车轮挂着防滑铁链,以防车辆打滑跌入山谷。车过秦岭,司机的棉衣里,已全是汗水。
1938年3月13日,也就是文物运出宝鸡的第二天,汉中西郊机场就遭到了日军轰炸,汉中也不再安全,所有故宫文物又被决定运往成都。
存汉中文物转迁成都途中。
1938年5月26日,故宫文物开始由汉中运往成都。这段路程只有565公里,途中却横亘着5个渡口,没有桥梁,于是发生了中国运输史上神奇的一幕:将汽车开上竹排,然后用纤绳拉着竹排逆流而上,走一段之后,放开纤绳,让竹排顺流而下,借着水流,漂到对岸。
车过四川绵阳时,翻过一次车。那志良心急火燎地从成都赶到绵阳,在现场查看时,发现文物并无损失,一颗心才回到肚子里。那志良说:“有人说,文物是有灵的,炸弹炸不到它,每次都在文物运走之后,那个地方被炸;现在翻了车,也毁不到它。”
走南路的80箱文物在湖南大学图书馆存放5个月后,又到贵阳、安顺,最后疏散到四川;中路文物最多,9331箱,到重庆后,后由于重庆被轰炸,随后又疏散到四川乐山的安谷乡;第三批走北路的7287箱文物从成都被转运至四川峨眉县,安放在峨眉县南门外4公里处的土主祠和许氏祠堂。
【西迁南路】
南京—汉口—长沙—贵阳—安顺—巴县
【西迁中路】
南京—汉口—宜昌—重庆—宜庆(宜宾)—乐山安谷乡
【西迁北路】
南京—西安—宝鸡—广元—成都—峨眉
04
胜利回归
文明火种得以延续
1945年,抗战胜利,所有内迁的机关、工厂、学校都将东归。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也把故宫文物即将东归的消息传达给各地办事处,并提出由于眼下交通运输工具吃紧,故宫博物院要等到其他各机关复员完毕,再开始进行。
1945年12月,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召开会议决定,将分别西迁到四川乐山、峨眉,以及巴县的文物,全部由陆路运到重庆。故宫博物院向存放过故宫文物的安谷“一寺六祠”,以及峨眉的武庙、大佛寺、土主祠、许氏祠堂授予“功侔鲁壁”牌匾,以表彰乐山人民为故宫文物南迁作出的巨大贡献。
如今,当我们站在故宫博物院的展厅里,看着这些历经劫难却完好无损的文物时,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声——那不仅是战火中的车轮声,更是一个民族守护文明火种的铿锵跫音!
来源 | 中国交通报
责编 | 牛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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