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2026年,“反内卷”政策将进一步引导国内经济结构性转变。其政策效果将直观体现为投资结构优化、消费逐渐回暖与物价温和修复。
在投资层面,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计将温和放缓至0%-3%区间,增长逻辑从总量扩张转向“有压有保”的结构分化:对传统产能维持严格管控,对新兴行业侧重引导高端化升级,同时对关键前沿领域保持鼓励支持。
在需求层面,打破“内卷”的关键在于消费提振。历史经验表明,缺乏终端需求支撑,仅靠供给约束难以持续修复价格与盈利。因此,政策重点或将转向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优化以旧换新补贴、稳定就业等措施,以扩大消费作为内需增长的核心抓手。
在物价层面,随着政策遏制低价无序竞争并改善供需关系,叠加全球流动性趋向宽松的有利环境,PPI有望结束近三年的下跌走势,于2026年下半年逐步企稳并转入0%-0.5%的温和上涨区间,这标志着价格信号的修复与盈利环境的边际改善。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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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内卷”需置于“全国统一大市场”框架下
2025年7月1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会议,明确提出“依法依规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引导企业提升产品品质,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此次高规格会议中的表述,彰显了政策层面对于治理“内卷式”竞争的高度关切。
实际上,针对“内卷式”竞争的综合治理在此前已被政策层面频繁提及。2024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要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同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述升级为“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2025年3月,“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治理态度更为明确和坚决。到了2025年7月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则进一步为治理实践提供了更清晰的框架,即应将“反内卷”置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这一更大的战略下加以理解和推进。
要深入把握“反内卷”政策脉络,需首先厘清两个核心概念的内涵:
“内卷”在此语境下,指国内企业之间进行的低效率、非创造性的无序竞争行为。这种行为将资源与精力过度消耗于存量市场的零和博弈,不利于产业的创新发展与可持续增长。与之相对,理想的竞争状态应是有序、高效且富有创造性的,要求企业将眼光放诸全球,通过提升创造与创新能力来开拓新需求、做大市场“蛋糕”,而非仅聚焦于国内现有“蛋糕”的争夺。
“反内卷”被纳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框架之下,便是基于对当前“内卷式”竞争形成背景的深刻洞察,针对其根源提出的系统性解决方案。要理解这一点,需剖析“内卷式”竞争滋生的经济环境。
当前“内卷式”竞争的形成,是国内外复杂经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1、全球贸易环境日趋复杂
自特朗普政府首个任期(2017-2020年)主动挑起对华贸易摩擦以来,中国对美出口面临的高关税压力持续存在。随后,拜登政府(2021-2024年)不仅保留了特朗普的对华关税,还通过301调查进一步提高了半导体、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等高附加值产品的关税,延续对华围堵战略。
随着特朗普于2024年11月再度当选,其对华关税强硬态度有增无减。2025年特朗普上任后,美国政府于2月、3月两次对中国商品加征共计20%的“芬太尼关税”,4月宣布的所谓“对等关税”计划中又拟对华加征34%关税,甚至一度在双方博弈中将加征幅度上调至125%。尽管在中国制造业韧性与有效反制措施下,最终幅度大幅回落,但美国对华关税目前仍维持在34%的偏高水平。此举亦引发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多国效仿美国意图对华加征关税或频繁发起反倾销调查。
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叠加全球供应链重构与保护主义回潮,严重冲击了我国以往出口导向型的产业体系。在“外循环”不确定性显著上升的背景下,构建强大而有效的国内市场体系,成为确保经济韧性与安全的迫切任务
2、产业竞争存在结构性失衡
在新旧动能转换期,新动能的培育需大量投资支撑,我国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长期保持高于GDP增速的水平。尤其,自2022年以来,房地产市场进入趋势性调整阶段,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速转负,同时房价下行也制约了居民消费意愿,导致内需增长承压。为维持GDP增速稳定,制造业投资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填补房地产投资缺口的角色
制造业投资的增长固然催生了如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锂电池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但在此过程中,受产业风口导向与地方政府竞相招商的驱动,部分新兴领域出现了重复投资“价格战”频发现象。具体表现为:
地方层面,部分区域为追求GDP增速,陷入“逐底竞争”,盲目跟风布局热点产业,并通过补贴等方式设置本地市场壁垒;
企业层面,在总体需求增量有限的背景下,部分企业为争夺市场份额,采取低价促销、过度营销等策略,往往以牺牲质量为代价,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竞争格局。
这种无序扩张不仅加剧了行业的“内卷”,扰乱了市场秩序,压缩了企业创新与升级的空间,也严重扭曲了价格信号。截至2025年三季度,我国GDP平减指数已连续10个季度处于负区间,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长负增长跨度,即是明证。
正是在上述内外压力交织的复杂背景下,将“反内卷”置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政策框架下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得以充分显现。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战略构想与2020年首次提出的“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一脉相承,更加强调通过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来增强“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韧性,为治理“内卷式”竞争提供根本路径。
“统一”与“大市场”是理解这一战略的两个关键维度。“统一”的核心在于通过 “五统一”,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实现全国“一盘棋”,减少因内部力量抵消而产生的无效竞争。“大市场”则强调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着力培育和释放国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降低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过度依赖的风险。
将“反内卷”纳入此框架,其治理逻辑清晰呈现为两个层面:对外,通过构建强大、有韧性的国内大循环,有效缓冲外需波动带来的冲击,避免外部压力直接转化为国内市场的恶性竞争,提升经济安全边界。对内,则根除“内卷”产生的制度土壤:其一,破除地方壁垒和区域分割,引导生产要素依据市场规律向高效领域聚集;其二,激活内需,将市场规模优势转化为有效需求优势,引导企业竞争从低水平“价格战”转向以品质和创新为核心的“价值战”;其三,通过统一、公平的监管与法治环境,依法治理低价倾销等无序竞争行为,保护创新积极性,创造健康的市场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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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卷”与供给侧改革差异明显
“反内卷”政策与2016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均致力于优化经济结构、提升发展质量,但两者所处的宏观环境、聚焦的产业领域及采用的治理工具均存在显著差异。
1、经济发展阶段与环境不同
两次政策调整所依托的宏观背景与约束条件存在根本区别。2016年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生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换挡期,当时许多传统行业面临供给过剩与亏损,政策核心在于化解系统性风险,为经济转型扫清障碍。
当前“反内卷”政策则面临更为复杂的内外环境,政策目标与施策空间也相应变化。一方面,经济虽保持韧性,但增长动能呈现边际减弱态势。2025年上半年,在“抢出口”效应及“以旧换新”等政策前置发力的支撑下,GDP累计同比增长5.3%,各季度增速均维持在5%以上。然而,进入下半年,随着前期政策效应退坡,经济内生动能不足的问题显现,增速面临放缓压力。叠加贸易环境不确定性,政策层在“调结构”的同时仍需兼顾“稳增长”、“稳就业”的任务。
另一方面,政策层对于“产能”的认知与表述更趋审慎和精准。与2016年强调“大刀阔斧”去产能不同,当前政策在正视部分领域存在低端过剩风险的同时,更加强调维护我国优质产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关键地位。当前供需矛盾更具结构性特征:部分低效、落后产能可能过剩,而高端、前沿、创新型产能则可能存在不足。因此,政策重心已从以压缩总量为主的“去产能”,转向以优化结构为主的“促升级”。
2、 政策关注的问题焦点不同
政策所针对的产业领域和核心问题发生了明显迁移。2016年的供给侧改革主要聚焦于钢铁、煤炭、水泥等传统上游重化工业,着力解决其过剩和行业性亏损问题。
而“反内卷”政策则更侧重于新兴产业中出现的结构性失衡竞争失序现象。近年来,在资本、政策与地方资源的高度聚焦下,光伏、新能源汽车、电商平台等新兴行业实现了快速扩张,但也随之引发了激烈的价格战、重复投资及边际效益递减等内卷化问题。
相比之下,经过多年的去产能和产量调控,传统行业的主要矛盾已从系统性过剩转向产能结构优化、盈利修复与绿色低碳转型。
因此,政策关注的焦点呈现出从上游传统行业向中下游新兴产业迁移的趋势。由于下游的行业门类繁多,所呈现的问题也更为多样:例如,
光伏行业面临产能扩张过快导致的供需错配与开工率下滑;
汽车行业陷入以价格战为主导的恶性竞争,侵蚀企业盈利与研发投入空间;
电商平台则长期依赖补贴大战来争夺流量,导致毛利率持续承压,平台将成本压力转移引发的无序竞争问题日益突出。
3、治理手段及力度不同
正是基于经济环境、问题焦点的变化,“反内卷”的治理方式和力度也较此前不同。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核心框架,其执行显著依赖于行政化手段,如直接限产、压产,并配合以棚改货币化安置为代表的强需求刺激政策。
当前“反内卷”治理则体现出更强的制度化法治化协同性特征,供需两端的政策力度均更为温和
(1)调控方式法治化。政策不再依赖“一刀切”式的行政命令,而是更注重运用法治手段规制低价倾销、低质竞争等非理性市场行为。治理工具包括完善信息披露、强化行业标准建设、加强反不正当竞争执法等,通过健全市场规则来引导企业行为。
(2)政策协同性增强。作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战略的关键一环,“反内卷”并非孤立政策,而有望与深化央地财税关系改革、调整地方政府考核机制等深层制度安排协同推进,从根源上治理市场分割带来的扭曲性竞争。
(3)供需两端温和施策。在依法遏制低效无效供给扩张的同时,政策也注重从需求端温和发力,例如延续和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等,与供给端优化形成共振,逐步构建“供需互促”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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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内卷”的识别方法及可能的治理路径
反内卷作为一项全国性、全行业的政策,其实施必然涉及对不同行业问题的识别与优先级的划分。
1、识别内卷行业的关键指标
首先,价格是衡量内卷程度最直接且敏锐的信号。“内卷式”竞争的核心表现是供需关系失衡,其直接后果往往体现为产品价格的急剧下跌。例如,在“反内卷”政策集中推进前,2025年6月,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及其他燃料加工业的PPI同比跌幅分别高达21.8%和13.5%,在各行业中居于前列,价格下行压力突出。
其次,产能利用率偏低则揭示“内卷”背后的供需失衡矛盾。产能利用率持续低于合理水平、产能扩张速度显著快于需求增速等,均是内卷的典型特征。通过构建以产能利用率及其历史分位数为坐标的散点图进行分析,位置越趋近于左下角(尤其是红色阴影标识区域)的行业,其面临的产能冗余问题越严峻。
此外,利润指标直接反映了“内卷”对行业内企业生存状态的深刻影响。行业整体利润率趋势性下滑、亏损企业面持续扩大等,都是“内卷”加剧的后果。同样,以行业营业利润率及其历史分位数为坐标进行观察,位于散点图左下角区域的行业承受着更大的盈利挑战。
综合上述指标交叉验证,可以识别出“内卷”风险较高的行业。例如,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包含水泥、玻璃生产)、汽车制造业(包含新能源汽车制造)以及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等,在分析中反复出现在问题区域。这些行业中的企业更可能暴露于低效无序的“内卷式”竞争环境之中。
因而,针对已显露明显“内卷”征兆的行业,今年政策层已开始采取积极的治理行动。作为“反内卷”的先导领域之一,新能源汽车行业自今年5月起,便在政策引导下开展了以抵制“价格战”为核心的行业自律行动。7月,针对煤矿超产能生产的专项检查工作逐步展开,以遏制无序扩张。9月,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建材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2025—2026年)》明确提出,要加强对原燃料及重点建材产品价格的监测预警,推进行业平稳有序发展。这些举措均体现了政策端对价格承压、供应过剩、盈利困难行业的重点关切
2、“内卷”治理的行业优先级
“反内卷”的治理或将基于紧迫性梯次推进。
光伏、新能源汽车、储能等战略新兴产业为首批重点治理领域。这类行业具有全球需求增长确定性强、中国产业链竞争优势突出、国内企业已占据全球主导地位等特点。然而,也正是由于国内企业间竞争异常激烈,频繁引发“价格战”,导致行业陷入微利甚至亏损状态。作为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排头兵”,遏制这些新兴行业的“内卷”趋势,对维护制造业现有国际竞争优势至关重要。
煤炭、钢铁、水泥等传统基础工业或构成治理的第二梯队。与新兴产业不同,这些行业的产能相对平稳,但随需求变化,结构性供给过剩问题依然存在。甚至长期的地方保护,导致低效产能难以通过市场机制顺利退出。对于此类行业,政策重心预计将更多依靠严格执行并不断提升环保、能耗、质量等技术标准,完善市场化、法治化的落后产能退出机制。
其他机械装备、消费品等广泛的中下游制造业,或成为潜在扩展的第三梯队。这些行业中,也部分存在产品同质化严重、低价竞争激烈、创新动力不足等“内卷”现象。但与上游的行业相比,其市场结构更分散、产业链更长。因此,政策干预需更加注重市场化手段,例如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支持品牌建设等方式,引导企业从同质化的价格竞争转向差异化、品质化的价值竞争。
3、解决“内卷”的短、中、长期路
“反内卷”需系统应对低价恶性竞争、供给过剩、企业亏损等多层次关联问题,遵循由易到难、从表及里的渐进路径。
短期来看,政策重点在于遏制恶性竞争与规范地方政府行为。针对直接侵蚀企业利润的低价竞争,2025年4月印发的《关于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意见》明确禁止以低于成本的价格进行恶性竞争;6月,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针对中小企业权益保护,规制平台经济乱象等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问题进行系统性完善;同时,政策着力规范地方招商引资,禁止违规提供优惠(如税收返还等)。中期而言,政策将聚焦于推动产能结构调整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实现供需再平衡。长期目标在于完善基础制度建设,构建产业良性竞争的健康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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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内卷”背景下的2026年经济图景
“反内卷”背景下,我国经济正经历深刻转变,其对投资、消费、物价等关键宏观指标也将产生重要影响。
1、投资总量增长趋缓且结构分化
在“反内卷”与地方政府化债的双重背景下,预计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温和放缓,但其内部结构将呈现显著分化。
首先,政策导向深刻影响投资供给结构。“反内卷”及“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核心之一,就在于规范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行为,治理补贴乱象与市场分割。这将对未来供给,即固定资产投资方向产生明确抑制与引导作用。可能表现为:对钢铁、煤炭等传统行业,政策将继续严格产能控制,升级置换,严防新增;对近年来产能快速扩张、已出现阶段性瓶颈的新能源汽车、光伏等新兴行业,新增产能的审核或将趋严,政策资源倾向于支持其向高端化、智能化升级,而非低水平重复建设;而对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制造等需追赶全球先进水平的关键前沿领域,投资仍将受到鼓励与支持。这种“有压有保”的政策取向必然使制造业投资内部出现显著的结构性差异。
其次,地方政府债务约束也限制传统基建空间。当前,存量隐性债务置换工作持续推进,政策严防新增隐性债务。对于重点化债省市,除必要民生项目外,新增项目建设受到严格控制。
事实上,自2025年下半年反内卷政策深入推进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呈现快速回落态势,9月、10月当月同比增速甚至落入负区间。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地方政府投资行为规范所带来的影响。
综合考虑,2026年投资增速预计将步入平缓区间。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动投资止跌回稳”,传递出政策对投资持温和支持态度,目标在于稳定而非强刺激。预计2026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维持在略低于近年平均水平的温和增长区间(0%-3%),政策重心将从追求总量扩张向优化内部结构与提升投资效能倾斜。
2、根本打破“内卷”依赖消费提振
根据历史经验,仅从供给端治理“内卷式”竞争难以实现供需的良性匹配,需求侧的协同发力至关重要。
需求牵引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成功不仅源于对钢铁、煤炭等行业产能的压缩,更得益于同期以棚改货币化安置为代表的需求端强力刺激。彼时,房地产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以投资为核心的需求扩张为去产能后的价格修复与行业盈利改善提供了增量市场空间,使得相关商品价格涨幅在一段时间内显著跑赢股指。
然而,当前需求驱动不足正制约价格修复弹性。2025年7月反内卷政策加力推行后,相关商品价格走势出现显著分化:与房地产高度相关的钢铁、玻璃等品种,其价格在短暂情绪推升后迅速走弱,增速已落后于股指(截至12月9日);而碳酸锂、多晶硅等与新兴制造需求更紧密的商品价格则表现相对坚挺。
这种分化表明,若缺乏强劲终端需求驱动,仅靠供给端约束难以持续推动价格修复。尤其,房地产下行周期下,传统投资驱动模式效能减弱,“反内卷”政策本身也对部分制造业投资扩张形成约束。投资端整体对需求的拉动作用受限。
在此背景下,扩大消费将成为内需提振的核心抓手。预计未来政策可能在以下方面持续发力:一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通过优化税收、社会保障等措施提升居民实际购买力与消费预期;二是延续并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等补贴政策,直接激发消费潜力;三是着力稳定就业,助力居民增收,筑牢消费意愿和能力基础。
3、“反内卷”推动物价渐进修复
随着反内卷政策稳步推进,预计2026年中国物价水平将经历跌幅收窄直至逐步企稳的过程。
首先,“反内卷”政策通过改善供需关系引导价格合理回归。一是遏制企业低价无序竞争行为,引导工业品价格脱离非理性的下跌通道,向合理价值区间回归;二是通过规范投资、优化供给和提振消费,逐步改善供需关系,为商品价格提供基本面支撑。
同时,本轮物价修复进程恰逢有利的宏观环境,内外政策有望形成共振。从全球看,预计2026年美联储仍处于降息通道,全球流动性环境趋向宽松,利于大宗商品价格回升。加之,我国PPI已经历长达约三年的负增长,低基数为2026年其同比增速转正提供了技术条件。
国内来看,M1-M2剪刀差收窄指示的流动性活化趋势,通常领先PPI变化约6个月,这预示未来一段时间PPI同比增速有望延续回升势头。然而,与上一轮力度较强的供给侧改革相比,本轮“反内卷”政策风格更为稳健温和。因此,2026年物价回升的斜率预计较2016年平缓,呈现渐进式特征。
初步判断,2026年PPI有望在三、四季度实现同比企稳,随后步入温和上涨区间(0%-0.5%),从而有效缓解通缩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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