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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领导是黄河治理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关键密码

党的领导是黄河治理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关键密码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the key to historic achievements in Yellow River governance

董振华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100091,北京)

摘要:黄河治理是贯穿中华文明数千年国家治理史的重大命题。新中国成立前,黄河泛滥肆虐给沿岸百姓带来深重苦难。新中国成立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为治黄事业锚定了正确方向,使黄河治理始终沿着造福人民、保障民生、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轨道稳步前行。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有效破解了跨区域、跨部门、跨领域治理中各自为政、力量分散的困境,实现了黄河治理事业在全国一盘棋中高效推进。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久久为功的战略定力,把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有机统一起来,汇聚起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全民治黄的磅礴合力,确保黄河治理各项事业始终保持连续性、系统性和稳定性。人民治黄80年来,黄河实现了从千年水患到岁岁安澜、从“忧患河”到“幸福河”的历史性转变。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黄河治理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关键密码,也为新时代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黄河治理;关键密码;人民为中心;制度优势

作者简介:董振华,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教授。E-mail:dong_zhenhua@163.com

DOI:10.3969/j.issn.1000-1123.2026.19.003

“黄河宁,天下平”的千年古训,深刻诠释了黄河治理对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极端重要性。黄河治理是贯穿中华文明数千年国家治理史的重大命题。新中国成立前,黄河素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之说,从先秦到新中国成立前的2500多年间,黄河下游共决溢1590多次,较大改道26次,给沿岸百姓带来深重苦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治黄80年来,黄河创造了80年伏秋大汛不决口、27年不断流、先后抵御12次大洪水的“地上悬河”治理奇迹,彻底结束了黄河泛滥肆虐的历史,实现了黄河治理从被动除害到主动兴利、从零散开发到系统保护的历史性跨越,黄河真正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锚定了治黄的根本方向

价值立场决定治理方向,这是区分不同治黄模式的根本标志。历代黄河治理之所以无法实现根本性转变,核心在于其治河目标始终服务于统治阶级的统治需求与利益,而非保障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从未真正将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放在核心位置。中国共产党作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一开始就将保障沿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让黄河造福人民作为治黄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根本上扭转了黄河治理的价值取向,为人民治黄事业指明了正确方向。

1.中国封建社会的黄河治理具有阶级局限性

中国封建社会的黄河治理,本质上是维护阶级统治的工具,沿岸民众的生命财产始终被置于次要位置。其核心目标有两个:一是保障漕运畅通,维系京师物资供应,牢牢守住王朝经济命脉;二是保护统治集团核心区域的田产与安全,巩固封建统治根基。北宋时期,为保护都城开封安全,朝廷在黄河下游修筑大量堤防,却忽视山东、河南等地民众利益,致使这些地区频繁遭受洪灾。据文献统计,在公元960年至公元1048年的88年间,有明确地点记载的黄河决溢达60余次,平均每一年半就发生一次决溢。整个北宋时期黄河下游决溢多达七八十次,河患频发程度远超前代。明清时期,为保障京杭大运河漕运安全,朝廷不惜牺牲中下游沿黄民众利益,多次在山东、河南等地扒开黄河堤防,导致洪水泛滥。封建社会黄河治理还普遍存在“保北丢南、保南丢北”的以邻为壑做法。在封建统治者眼中,保漕运、保统治集团利益始终高于保民。这种价值立场导致治黄投入虽大却成效甚微,由于吏治腐败、经费逐级克扣,乾隆以降,大量河工银两被各级官吏侵吞,层层盘剥导致堤防质量低劣、屡修屡溃。更深层的根源在于,封建时代的治黄事业从属于维护王朝统治秩序的需要,一旦王朝走向衰败、财政陷入枯竭,河务便随即废弛,水患立刻卷土重来,始终跳不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历史怪圈。一部古代治黄史,既镌刻着劳动人民与洪水艰苦搏斗的悲壮印记,也彻底暴露了旧制度下“就水治水、头痛医头”的根本局限。

2.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立场领导人民治黄

中国共产党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将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让黄河造福人民贯穿治黄的全过程,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都彰显着鲜明的人民性。

早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启了治黄保民的实践。1938年国民党军队扒开郑州花园口大堤制造洪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积极组织群众开展黄河堤防修筑与水患防治,建立了统一的黄河河防组织。1947年国民党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黄河沿岸堤防遭到破坏,边区政府组织群众连夜抢修堤防,成功抵御洪水灾害,守护了边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时任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明确指出:“我们的治河工作,不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是为了保护边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一论述深刻表达了人民治黄的价值底色。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将黄河治理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1950年就开展了全流域第一次规模浩大的工程——黄河下游堤防加固工程,沿黄各省份组织数百万群众上阵,通过大规模工程建设将下游堤防全线加高加固,彻底改变了旧中国黄河堤防残破不堪、丧失防洪能力的局面。1952年毛泽东同志第一次离京视察就前往黄河沿岸,在济南泺口大坝、兰考东坝头、开封柳园口仔细察看堤防险情,深入了解沿黄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从此黄河治理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整体战略布局。1954年黄河下游特大洪水来袭,加固后的堤防成功抵御灾害,保障了沿岸民众安全,初步验证了人民治黄的价值导向与实践成效。

改革开放后,面对沿黄群众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需求,党领导治黄实践逐步转向兴利除害并重,先后建成人民胜利渠、青铜峡灌区、刘家峡水电站等一大批大中型水利与灌溉工程。近年来,水利部持续推进黄河流域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十四五”以来,水利部会同相关部门已安排中央资金约350亿元,支持黄河流域9个省(自治区)500余处大中型灌区完成现代化改造,共解决沿黄地区1.32亿亩(1亩=1/15hm,下同)耕地的灌溉问题,黄河流域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也由2019年的0.560提高到当前的0.583,沿黄灌溉水平稳步提升,为沿岸农业发展和粮食丰收提供了核心保障。1987年国务院批准《黄河可供水量分配方案》,明确沿黄9个省(自治区)取水指标,为水资源合理配置提供制度保障,兼顾了生活、生产与生态用水需求,彰显了民生优先的统筹理念。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这为新时代治黄指明了根本方向。针对黄河滩区群众长期受洪水威胁、发展空间受限的问题,党和国家投入大量资金推进黄河滩区居民迁建这一重大民生工程,让世代居住在滩区的群众彻底告别“洪水年年泡、家在水上漂”的历史,圆了安居梦,让黄河从“水患之河”变成造福沿岸百姓的“幸福之河”。

3.坚持人民立场黄河治理不断造福人民

正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黄河治理才能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取得惠及亿万民众的历史性成就。这一立场贯穿于黄河保护治理的每一个环节,使各项工作不仅立足当前水沙安全,更着眼长远民生福祉,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局面。

在防洪安全保障方面,治理力度持续加大,累计修建黄河堤防总长超1.4万km,下游已建成1371km的标准化堤防,基本解决了堤防“溃决”和“漫决”问题,目前已建成以三门峡、小浪底等大型水利枢纽为核心的防洪工程体系,形成了“上控下排、两岸分滞”的协调格局,实现了80年伏秋大汛不决口,先后成功抵御12次大洪水,其中包括2021年的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下游最严重秋汛,当时防洪工程体系发挥关键作用,成功实现“不伤亡、不漫滩、不跑坝”的目标,避免了滩区百万群众转移和数百万亩耕地受淹,有力守护了沿黄两岸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创造了“地上悬河”治理的世界奇迹。

在水资源利用方面,通过优化配置和节约集约利用,水资源利用效率大幅度提升,有效支撑了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修复。通过水资源的合理调配,已实现1547万人稳定脱贫,其中仅甘肃省就有近千万群众彻底告别饮水不安全的历史,改变了“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困境,宁夏回族自治区西海固9个贫困县也依托黄河扶贫灌溉工程全部实现脱贫摘帽,此外还有下游180多万滩区群众彻底告别水患困扰、实现安居梦,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十分显著。

这些成就深刻表明,只有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黄河治理才能不断造福人民,在中华民族治黄史上书写出崭新的辉煌篇章。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是党领导黄河治理的根本优势,也是治黄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核心原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黄河治理的实践,正是这一历史的生动写照。

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解决了跨区域治理集体行动的困境

黄河作为横贯9个省(自治区)的中国第二长河,流域治理属于典型的跨区域公共事务,具有受益范围广、外部性强、利益协调难度大等特征。在分散化的治理体制下,必然陷入“搭便车、责任推诿、局部利益优先于整体利益”的集体行动困境。中国共产党建立并不断完善集中统一领导体系,依托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从根本上打破了黄河治理的分散化格局,为全流域协同治理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

1.旧中国分散治理体制无法应对黄河全流域治理的系统性挑战

旧政权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其不可能真正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来统筹兼顾、系统施治,面对流域性、跨区域的重大水患与水土问题,往往疲于应对、顾此失彼。旧中国黄河治理长期处于分散失序状态,治理体制的碎片化致使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之间缺乏统一协调的机制,水利、防灾、农垦等各部门各自为政,事权分割,责任模糊,由此造成治理目标相互冲突、资源配置支离破碎、行动步调参差不齐。正是这种阶级局限与体制散乱的交织叠加,使黄河长期处于反复决溢、改道频仍、民生凋敝的恶性循环之中,难以实现从根本上扭转流域全局恶化态势的有效治理。

晚清政府时期,河务腐败已成常态,河道官员侵吞治河工程款的现象愈演愈烈,治河工程沦为牟利工具。晚清围绕治河形成涵盖户部、工部、河道总督衙门及地方官的利益集团,拨款经过层层盘剥后才用于买料和工费,即使治河经费有限,也在官僚体系中被贪污挪用,地方官员虚报工程量、冒领工钱,治河民工最终只能拿到三成工资,导致堤防偷工减料、质量极差。

北洋政府时期,军阀割据混战,沿黄省份各自为政,仅以保护本省辖区为目标,全然不顾全流域的防洪安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黄河水利委员会因经费问题两次筹备未成,至1933年才成立,但内部派系林立、经费匮乏。此前豫冀鲁三省各自为政,交界堤防薄弱。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初期,各省份河务局仍保有独立性,事权难以统一,治河成效甚微。

旧中国的分散治理体制,本质上无法应对黄河全流域治理的系统性挑战。这种碎片化的治理格局,从根本上不具备全流域统筹协调的能力,连最基础的全流域水文勘测、统一规划都无法完成。这种体制性缺陷,也注定旧中国无法开展全流域水土保持、水资源开发利用等长期性系统性治理工作。

2.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形成全流域协同治理的制度架构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逐步建立起纵贯中央、地方、基层的集中统一领导体系,将党的领导贯穿于国家治理的各个层级和各个环节。这一领导体系的形成,从根本上打破了黄河治理原先各自为政、条块分割的分散格局,改变了以往上下游、左右岸缺乏统筹协调的被动局面,使黄河治理从局部性、被动行动上升为全局性、系统性的战略工程。在集中统一领导之下,中央政府能够统筹全局、科学决策,地方各级组织能够上下贯通、令行禁止,基层力量能够广泛动员、有效落实,从而形成了全流域协同治理的制度架构。这一架构既明确了各级职责,又强化了整体联动,为全面规划、统一调度、综合治理黄河水患、开发利用黄河水资源提供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制度保障,推动黄河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早在陕甘宁边区时期,面对日军进犯黄河西岸的威胁,党就着手建立统一的黄河河防组织,1937年10月,在中央军委部署下相继成立了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部和神(木)府(谷)河防司令部,统一指挥边区军民开展黄河沿岸防务,分段布防固守,初步积累了统一领导治理黄河的经验。边区政府成立的治河机构,统筹负责黄河沿岸堤防修筑、水患防治等工作,打破了以往分段治理、各自为政的模式,为后续全流域统一治理提供了早期实践样本。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人民政府迅速理顺黄河治理的机构设置:1949年6月,华北、华东、中原三解放区联合性的治黄机构——黄河水利委员会已经在山东省济南市筹备成立;新中国成立后,黄河水利委员会改属水利部领导;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明确黄河水利委员会为流域性机构,赋予其全黄河流域水资源管理、防洪调度、工程建设的统筹职权,从制度上确立了全流域统一治理的管理体制。

改革开放后,随着黄河流域治理复杂程度提升,党不断完善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1999年,国务院授权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调度全流域水资源,建立国家统一分配水量、流域机构组织实施、省(自治区)配水用水、用水总量和断面流量双控制、重要取水口和骨干水库统一调度的运行机制,扭转黄河连年断流局面,保障生产生活用水,促进生态修复,统筹协调上下游用水利益。跨部门、跨区域协作机制逐步形成,为后续全流域协同治理奠定制度基础。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之后亲自谋划推动成立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统筹协调沿黄9个省(自治区)与中央各部委的资源与行动,构建了“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领导体制,搭建起黄河保护治理的“四梁八柱”,明确了全流域治理的责任分工与制度安排。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沿黄9个省(自治区),分别在黄河上中下游,即2019年在河南郑州、2021年在山东济南、2024年在甘肃兰州,三次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每次座谈会召开前总书记都会亲临黄河一线考察调研,从顶层设计层面持续强化集中统一领导,为跨区域协同治理提供了清晰路线图。

3.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汇聚成黄河治理的磅礴伟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优势在黄河治理中得到充分体现。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国家能够有效整合各方资源、动员广泛力量、凝聚全社会共识,将分散的力量汇聚成磅礴伟力,推动黄河治理实现历史性跨越。从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到全流域生态保护,从防洪减灾体系构建到水资源科学调配,从上下游、干支流统筹兼顾到左右岸协同治理,一系列重大工程相继建成,一批批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被逐一攻克,使黄河治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显著成效。

重大跨区域工程顺利落地建成,从根本上改变了黄河流域治理缺少系统性工程支撑的旧面貌。从三门峡水利枢纽到小浪底水利枢纽,从黄河下游标准化堤防建设到黄河滩区百万居民迁建工程,一系列跨越多个省级行政区、投资规模巨大、关乎全流域长远发展利益的重大工程,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才能顺利落地建成。以小浪底水利枢纽为例,该工程是我国首个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建设的大型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坚持把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与发扬爱国主义优良传统相结合,让制度优势转化为合作效能,成功解决了许多处于国内、国际前沿的工程技术问题和建设管理问题。工程概算总投资347.46亿元人民币,其中1.1亿美元世界银行贷款专项用于移民安置,共安置移民20万人,涉及河南等区域。这些投资大、周期长、跨多省份的重大工程,依托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打破区域壁垒,整合各方资源,得以顺利规划实施,持续夯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工程基础。

彻底打破行政边界壁垒,全流域协同治理格局全面形成。沿黄各地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思想,无论是汛期的全流域防洪调度、枯水期的水资源统筹分配,还是跨区域的生态保护修复、全流域的水环境综合整治,都能够实现上下游统筹、干支流联动、左右岸协同,有效平衡了不同区域的发展利益,凝聚起全流域治理的强大合力。不同区域各负其责、协同发力,从黄河源头到入海口构建起完整的治理保护链条,从根本上破解了跨区域公共治理“责任推诿、利益失衡”的集体行动困境,让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充分转化为全流域系统治理的实际效能。

依托全流域统一调度体系,黄河流域水沙调控与应急处置能力显著提升。已建成以干流骨干水库为核心、多工程联合协同的水沙调控格局,常态化开展调水调沙,下游河道累计冲刷泥沙21.7亿m³,下游主槽平均下切3.1m,主槽最小过流能力由2002年的1800m³/s恢复到目前的5000m³/s左右,改写了下游河床持续淤积抬升的历史,减轻了防洪压力。同时,水旱灾害应急处置体系不断完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网络全覆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机制全面建立,应对大洪水、凌汛等能力得到质的提升,可快速统筹全流域工程、物资、人员,实现风险早发现、早处置,守牢水安全底线。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通过4次加高培厚1300多km堤防,建成三门峡、小浪底等骨干水库,开辟北金堤、东平湖等分滞洪区,形成“上拦下排、两岸分滞”的防洪工程体系。黄河经历12次流域性大洪水,包括1958年花园口22300m³/s洪水,均安然度汛,创造80年伏秋大汛不决口奇迹,改写“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历史,为沿黄地区人民安居乐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筑牢安全屏障,也为世界多泥沙河流治理提供了中国经验,彰显了中国制度的优势。

黄河全流域治理释放的制度效能,本质上是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有机结合。在封建制度下,受限于生产力水平与官僚体制弊端,跨省份联合水利调度、全流域协同治理根本无法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同行政区域、不同利益主体各自算计,政党轮替导致政策反复,同样无法形成全流域“一盘棋”的协同合力。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才能真正打破行政壁垒、部门藩篱,实现跨区域、跨部门高效协同,办成关乎民族长远利益的大事难事。这一制度优势体现在一个个重大工程落地、一次次跨区域协同攻坚、一场场应急抢险胜利的实践中,成为破解黄河跨区域治理集体行动困境的根本制度保障。

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凝聚了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实践伟力

黄河治理是一项需要几代人接续奋斗的长期事业,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政策连续性作为保障。中国共产党具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和强大的群众动员能力,能够凝聚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一代接着一代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人民治黄80年来,黄河实现了从千年水患到岁岁安澜、从“忧患河”到“幸福河”的历史性转变。

1.严密组织体系凝聚最广泛的治黄力量

中国共产党构建起纵贯中央、省、市、县、乡、村六级,横向覆盖沿黄全流域各地区、各部门的严密组织体系,彻底改变了旧中国治黄力量分散、各自为政的涣散局面,能够把全流域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治黄诉求与行动整合起来,凝聚起上下同心、齐抓共治的磅礴力量。

不同于旧中国只有少数统治阶层参与治理、黄河治理与普通民众利益脱节的旧格局,中国共产党依托严密组织体系,能够最大限度发动沿岸群众投身治黄事业,让普通民众从治黄的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受益者。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黄河下游年久失修、千疮百孔的堤防,沿黄各级党组织迅速发动数十万群众上堤整修,党员干部带头冲在最危险的险工险段,经过数年持续施工完成了下游千里堤防的大规模加固,从根本上改变了堤防低矮残破的旧面貌。

在应急处突的关键时刻,严密组织体系能够实现快速响应、高效集结。每当发生大洪水、凌汛等险情,沿黄各级党组织闻令而动,党员干部始终坚守在堤坝第一线,快速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统筹调配抢险物资人力,在最短时间内控制险情、化解风险,牢牢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在常态化治理的实践中,严密组织体系能够把治黄任务压实到最基层的“神经末梢”,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这套严密的组织体系,真正把沿岸群众的切身利益与全流域治黄的长远利益统一起来,打破了局部利益的藩篱,让分散的个体力量汇聚成持续推进治黄事业的强大合力,为久久为功开展黄河治理提供了最坚实的组织支撑。

2.政策连续性确保治黄事业发展的战略定力

黄河治理是横跨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系统性工程,水沙调控、生态修复、防洪体系建设都需要持续投入积累才能见效,不可能靠短期冲刺一蹴而就,这最考验政策稳定性与执政者的战略耐心。旧中国政权频繁更迭,各路势力执政多只顾眼前利益,很少着眼全流域长远发展布局,往往人走政息、规划搁置,大量治黄项目刚启动就因政权更替无疾而终,始终无法形成持续推进的治理合力。

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锚定“根治黄河水害、造福沿岸人民”的核心目标,始终保持治黄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做到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早在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就审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确立了黄河全流域治理的总体框架。在此之后,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到流域专项治理规划,我国持续将黄河治理保护纳入国家重点发展布局,不同时期的治黄政策始终遵循全流域系统治理的总体方向,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拓展。

改革开放后,在“根治水患、开发水利”基础上,治黄工作新增了水资源统一管理、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进入新时代,又在“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基础上,将“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确立为治黄总目标,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推动治黄事业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大规模加固千里堤防,到改革开放后建成以小浪底工程为核心的水沙调控体系,再到新时代推进全流域生态保护修复,每一项治黄成果的取得都离不开连续稳定的政策支撑。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治黄方向不偏、力度不减,不因执政交接改弦更张,不为短期政绩放弃长远目标,依靠持续不断的战略部署与工程建设,才能够一步步啃下治黄过程中的一块又一块硬骨头,逐步实现黄河从水患频发到岁岁安澜再到生态改善的历史性跨越,为治黄事业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战略保障。

3.全民参与格局形成治理黄河的强大合力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也是党领导治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黄河治理根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既把群众的治黄诉求放在首位,也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从沿黄群众长期与水患斗争的实践中汲取智慧经验,不断完善治黄的政策举措与技术路径,让黄河治理始终拥有最深厚的民意基础和最广泛的力量支撑。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黄河治理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群众参与、全民共享”的治理格局,黄河治理不再是少数部门、少数从业者的专属事务,而是亿万沿岸群众的共同事业,凝聚起强大合力。

基层治理单元的活力被充分激发。市县基层是落实各项部署的“最后一公里”,一线工作者扎根河岸滩区,把党中央的宏伟蓝图一步步转化为黄河大地上落地生根的具体行动。在陕北黄土高原,一代代造林人接续在毛乌素沙地边缘营造防护林、建设淤地坝;在黄河三角洲,工作人员长期扎根黄河滩区,一点点摸索符合当地生态特征的系统修复模式,实施生态补水、入侵物种治理、水系连通等一系列修复工程。

社会力量参与的渠道不断拓宽。除了政府主导的治理行动,各类社会力量也纷纷投身治黄事业。各地的“民间河长”“志愿者护河队”活跃在黄河的每一段岸线,主动巡查监督排污情况、清理捡拾岸边垃圾、宣传生态保护理念,形成了全民参与黄河保护的生动局面。沿黄各地干部群众每年植树节都会来到黄河岸边植树造林;企业、社会组织通过公益捐赠、技术支持等方式参与生态修复、节水推广等工作;高校和科研院所通过产学研合作,为治黄提供人才与技术支撑。多元化的全民参与渠道,既为治黄事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也让治理成果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民生改善与治理动力形成良性循环。党领导下的人民治黄事业,始终以民生改善为根本导向,推动治理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生活,进而激发群众参与治黄的内生动力,形成民生改善与治理动力的良性循环。这一良性循环,让治黄事业拥有了最深厚的群众基础,也为凝聚合力提供了持久保障。

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始终坚持群众路线,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牢植根人民,才能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汇聚起一代又一代接续奋斗的磅礴伟力,推动治黄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最终实现“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宏伟目标。

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克服短期政绩冲动,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最终一步步把“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美好愿景变成现实。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政治方向,发挥制度优势,坚持科学方法,凝聚全民合力,保持战略定力,就一定能够让黄河这条母亲河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中奔涌不息、永续造福子孙后代,为全球大江大河治理持续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Abstract: Yellow River governance is a major proposition running through the millennia-long history of state governance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Yellow River’s rampant flooding brought profound suffering to the people along its bank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and its people-centered political stance anchored the cause of Yellow River governance in the right direction, enabling it to advance steadily along a track that benefits the people, safeguards people’s livelihoods, and promotes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humanity and nature. The notable strength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in pooling resources to complete major missions effectively resolved the problems of fragmented administration and dispersed efforts in cross-regional, cross-departmental, and cross-sectoral governance, enabling the cause of Yellow River governance to advance efficientl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nationwide coordination. Strong organizational and mobilization capacity and strategic perseverance sustained over the long term have organically unified government leadership, social coordination,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converging into a mighty force of whole-people Yellow River governance that turns the development blueprint into reality and ensuring that all endeavors in Yellow River governance maintain continuity, systematicness, and stability. Over the 80 years of people’s governance of the Yellow River, the river has achieved a historic transformation from millennia of flooding to year-after-year tranquility, and from a “river of sorrow” to a “river of happiness”.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the most essential featur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key to the historic achievements in Yellow River governance, and it also provides solid guarantees for promoting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n the new era.

Keywords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Yellow River governance; key factor; people-centered; institutional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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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振华.党的领导是黄河治理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关键密码[J].中国水利,2026(19):16-22.

封面摄影喻权刚

责编董林玥

校对田灵燕

审核马颖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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