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高原湖泊流域健康水循环体系构建模式研究

云南高原湖泊流域健康水循环体系构建模式研究

Research on construction model of healthy water circulation systems in plateau lake basins in Yunnan

胡春宏马巍赵绍熙杨智毛宗波

（1.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100038，北京；2.云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650021，昆明）

摘要：受气候条件、人类活动及发展需求等因素影响，云南高原湖泊流域正面临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改善难度大、水生态修复进展缓慢的复合型困局，传统以末端治理为主导的治湖模式已难以应对。本研究以健康水循环理念为核心，总结30多年的高原湖泊治理实践，提出水源涵养-过程循环-末端拦截与净化-系统评价“四位一体”的流域健康水循环体系构建模式。该模式是对当前高原湖泊流域治理实践的一次理论化尝试，其核心意义在于推动湖泊治理范式从“治水”到“治循环”，其核心突破在于三重转变：从就水治水转向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三水统筹”，从工程主导转向“灰绿结合”，从单一指标转向多维系统评价。研究进一步提出“源头—过程—末端—系统”的全链条框架，强调社会水循环与自然水循环的协同调控。云南高原湖泊的治理经验表明，构建健康水循环体系的关键不仅在于技术集成，更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激活“人水和谐”的系统重构，这一认识对同类生态脆弱区的流域治理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健康水循环；高原湖泊；流域治理；三水统筹；体系构建；云南

作者简介：胡春宏，中国工程院院士，主要从事泥沙运动规律和江河治理研究。

通信作者：马巍，正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流域水生态环境模拟与调控研究。E-mail：79658466@qq.com

基金项目：中国工程院院地合作重大项目（2025-DFZD-33）；云南水利水电职业学院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2026YSZSYS009）。

DOI：10.3969/j.issn.1000-1123.2026.12.001

引言

云南高原湖泊是指分布于云贵高原上海拔1000m以上的断陷湖泊，以滇池、洱海、抚仙湖、程海、泸沽湖、杞麓湖、星云湖、阳宗海和异龙湖等九大高原湖泊（以下简称九湖）为代表。这些湖泊分布在23.67°N—27.71°N、100.18°E—103.00°E之间，其流域以占云南省2.05%的土地面积承载了全省14.3%的人口和25.3%的GDP，不仅是全省人口最密集、经济活动最集中的区域，也是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的关键节点，维系西南乃至国家水安全、生物多样性安全的战略支点，更是西南生态安全屏障上易受损却至关重要的“承重墙”，其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根基。然而，近数十年来，在气候变化与高强度人类活动的双重胁迫下，云南浅水型高原湖泊普遍面临着水环境质量变差、蓝藻水华现象频发、水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挑战。

云南九湖地理位置分布示意

面对这一困局，云南省持续推进湖泊保护治理，从“十二五”时期的控源截污到“十三五”时期的生态修复，再到“十四五”时期的“湖泊革命”，治理力度不断加大。2023—2025年，中国工程院陆续启动了院地合作项目“云南深水型高原湖泊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战略研究”“云南高原湖泊流域健康水循环与水质保护战略研究”，标志着九湖流域治理思路从单一水质目标向流域健康水循环系统构建的范式跃迁。这一转变的核心命题在于：如何突破“边治理边污染”的循环，构建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健康水循环体系。本文在梳理健康水循环理论内涵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云南高原湖泊水循环面临的结构性困境，进而提炼当前治理实践中蕴含的“四位一体”构建模式，以期为高原湖泊保护治理及同类生态脆弱区的流域治理提供理论支撑。

健康水循环概念及高原湖泊特殊性

1.概念溯源与内涵界定

“健康水循环”概念源于流域生态学与水文学的交叉地带。传统水循环研究关注降水—径流—蒸发的物理过程，而健康水循环则引入“健康”这一规范性维度，强调水循环过程应具备完整性、稳定性和恢复力，能够持续供给生态服务功能。

河湖健康的定义为：河湖自然生态系统状况良好，对一定的自然和人类活动干扰具有自我恢复能力，能维持系统各组成之间动态平衡，并能持续为人类社会提供合理服务的状态。近年来的研究趋向于将自然水循环与社会水循环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强调“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的协同治理。

本文所界定的“流域健康水循环”，是指在流域的整体视角下，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通过水资源的节约集约保护、高效循环利用，尽量避免对自然水循环造成不必要的干扰和破坏，促使流域内自然水文过程与社会用水过程形成良性互动，维系水量平衡、水质达标、水生态完整的自然生态平衡状态。这一界定包含三层含义：一是水循环过程的物理完整性，即水资源在数量上满足生态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二是化学完整性，即水体环境质量满足功能性水质要求；三是生物完整性，即保持水生态系统结构稳定与功能健康。

2.高原湖泊流域水循环的特殊性

云南高原湖泊的水循环特征与平原湖泊存在显著差异，这决定了其健康水循环构建不能照搬平原湖泊模式。

首先，水源补给高度依赖本流域。九湖流域分别地处长江、珠江、澜沧江等水系二三级支流的源头区，水源补给高度依赖总集水面积仅为8110km²的流域径流区。高原湖泊多为断陷成因的封闭与半封闭湖盆，集水面积有限，湖水更新周期超长。如程海自1515年至今无出流，水位持续下降，2020年程海应急补水工程实施后才有效遏制其水位下降趋势；抚仙湖理论换水周期长达167年，意味着其一旦遭受污染，恢复将极为困难。这种水文特征要求治理策略必须从全流域尺度系统统筹考虑。

其次，水资源禀赋先天不足。九湖流域面积（8110km²）小，多年平均年水资源量（17.14亿m³）十分有限，天然径流量少；同时湖泊面积（1045km²）占流域面积比重大（12.89%），远大于太湖（6.34%）、巢湖（5.78%）及洞庭湖（1.00%）等国内其他湖泊，且湖面年蒸发量（1547mm）远大于年降雨量（953mm），湖面占比大和强烈光照（年日照时数2130～2600h）共同导致湖面蒸发成为流域水资源损耗的主要途径，如抚仙湖湖面蒸发水量损失占流域水量总损耗的82%。加之九湖流域多属喀斯特地貌，地表水渗漏严重，水资源利用效率偏低。与此同时，流域内人口密集，大水大肥的蔬菜种植业高度发达，促使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再次，湖泊生态系统敏感脆弱。高原湖泊海拔高（平均海拔超1800m）、水温低，水生生物生长周期长，食物网结构简单，抗干扰能力弱。九湖流域先天水文的脆弱性（小流域涵养大水体）、水质富营养化高风险（强烈的光照与高蒸发量加剧了水体污染物浓缩）、气候响应的敏感性（全球变暖放大了湖泊的蒸发浓缩效应）、生态系统低韧性（换水周期长，自净能力弱）、保护与发展矛盾日益突出等问题相互交织，构成了保护治理的复杂图景。

这些特征都意味着，高原湖泊保护与治理不能就湖论湖、就水治水，亟需从流域水循环的整体健康入手，遵循“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观念，兼顾“三水（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统筹”，协调流域“三生（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统筹好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云南高原湖泊流域水循环的现实困境

云南九湖流域地处我国重要江河二三级支流的源头区，具有流域面积小、天然径流量少、河流源短流少且季节性断流等特点，导致流域水资源短缺、湖泊生态水位保障难、面源污染治理难、绿色转型滞后、湖泊保护与区域发展矛盾突出等共性挑战。当前，九湖流域水循环体系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水资源短缺与配置失衡

云南高原湖泊地处流域分水岭地带，普遍存在资源性缺水与工程性缺水并存的矛盾。一方面，流域内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干湿季节分明，5—10月降水量约占全年的80%以上，65%～80%的径流量集中在雨季，枯季来水严重不足，形成“雨季洪水泛滥、旱季断流干涸”的现象；另一方面，受断陷盆地“山—坝—湖”地形控制，入湖河流普遍呈现“源短流急、梳状分布”的形态，地形高差大，汇流时间短，洪水过程线尖瘦，水资源调蓄难度大且能力有限，加之流域内已建水利工程多为中小型水库，多侧重于城市供水，生态用水保障程度极低。

以滇池为例，为缓解城市快速扩张带来的水资源严重短缺并严重挤占河湖生态用水问题，2013年昆明市完成了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并顺利通水，年均补湖水量约5.66亿m³。这一跨流域调水虽然有效增加了滇池水量交换，实现了清污分流的阶段性健康水循环目标，但受水源条件不确定性、城市发展生活用水需求增加、草海外海补水分配等因素影响，产生了补湖水量持续减少、草海补给水量过多、外海水质改善缓慢等新问题。程海流域则通过污水站尾水回用灌溉提升水资源循环利用效率，但整体上流域层面的水资源优化配置格局尚未形成。受湖泊水质管控目标所限，杞麓湖流域将初期雨水及农田退水通过调蓄带及隧洞排入库南河，加剧湖泊水资源短缺与湖泊封闭化演替。

2.水环境治理的碎片化困境

过去30多年来，九湖保护治理经历了以滇池为主、聚焦点源，到九湖协同、点面源综合治理的艰难历程，治湖理念实现了从就湖论湖到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从一湖之治到流域之治的系统性转变。过去10余年，高原湖泊治理投入巨大，但部分湖泊水质改善缓慢甚至出现反复。如异龙湖、杞麓湖水质长期处于劣Ⅴ类，直至2025年才实现脱劣；又如滇池外海在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2013年通水后，2016年水质成功脱劣，2018年成功达到了Ⅳ类，2019—2024年期间均停留在Ⅴ类，2025年达到Ⅳ类。究其原因，根源在于治理模式的碎片化。

30年来云南九湖保护治理历程

一是“重末端轻源头”。大量资金投向环湖截污、底泥疏浚等末端治理工程，但流域上游的水土流失、农业面源污染未得到有效控制，水源涵养区生态修复未得到有效重视。程海流域的经验表明，即便沿湖村落污水收集率达到96%以上，农业面源污染仍是影响湖体水质的关键变量。

二是“重工程轻管理”。污水处理设施建而不用、用而低效的现象并不鲜见。部分流域污水管网不配套，收集系统与处理能力不匹配，导致设施效益无法充分发挥。九湖流域中部分村落污水处理设施建成后因缺乏专业运维、电费无着落等原因长期闲置。这集中反映了农村污水设施“有人建、没人管”的普遍困境。再如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以接近一半的牛栏江来水补给水面面积不足滇池3%、蓄水量仅占滇池1%的草海，大幅度弱化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改善滇池外海水生态环境的综合效益。

三是“重湖体轻流域”。不少治理措施聚焦于湖体本身的蓝藻打捞、生态修复，却忽视了流域产汇流区的水循环过程调控，以及湖泊作为一个生命体需要必要的进出水量来促进并加快湖泊的新陈代谢功能等。如滇池流域，虽然湖体治理力度持续加大，但流域内城市化进程中不透水面扩张对产汇流过程的影响尚未得到系统应对。又如洱海、抚仙湖、杞麓湖、异龙湖等高原湖泊均存在低污染外排、湖泊生态水位难以维持或通过闸门控制缩小年内水位变幅、湖泊封闭化演替、水生植被恢复难等诸多问题。

3.水生态退化的连锁效应

水生态退化是水循环失衡的综合性表征。云南高原湖泊的水生态退化呈现明显的连锁效应：被闸门调控缩减的湖泊水位变化幅度影响水生植被分布，水生植被退化削弱湖泊水体自净能力，自净能力下降又加剧水质恶化和水体透明度降低，水质恶化进一步压缩水生动物的生存空间；反之，在流域水资源和入湖水量得到充分保障的条件下，湖泊水位年内变幅加大将为水生植被（含沉水植被）的自然恢复创造条件，并驱动水体自净能力提升、水质改善、水体透明度增加等，促使湖泊水生态系统向好发展与演替。

可喜的是，近年来的系统治理已初见成效。洱海水生植被面积恢复至33.1km²，滇池水生植物较2014年新增49种，苦草、海菜花等敏感物种重现。抚仙湖水生植被面积较20世纪80年代增长25倍，达到500hm²。这些进展表明，水生态修复的关键在于恢复水循环过程与生态过程的耦合关系，而非孤立地植入水草或投放鱼苗。

高原湖泊流域健康水循环体系构建模式

综合九湖流域30多年的治理实践，云南高原湖泊正在形成水源涵养-过程循环-末端拦截与净化-系统评价“四位一体”的流域健康水循环体系构建模式。

云南高原湖泊流域健康水循环体系构建模式

1.水源涵养：筑牢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屏障

水源涵养是高原湖泊流域健康水循环的第一道关口。云南省通过严格空间管控，科学划定九湖“两线三区”，即湖滨生态红线、湖泊生态黄线与生态保护核心区、生态保护缓冲区、绿色发展区。九湖流域生态保护核心区面积达165.8km²，是此前九湖一级保护区面积的2.8倍。这一制度设计从空间规划层面为水源涵养提供了刚性保障。

在具体措施上，各流域实施差异化修复与管控策略，因地制宜实施植被恢复、水源林保护、水土保持、海绵设施建设等。如滇池拆除沿岸违规建筑111.9万m²，恢复生态湖滨带14km；洱海拆除沿湖1806栋建（构）筑物，建设环湖生态廊道，流域内退出奶牛养殖10万余头。这些举措有效减少了人为活动对水源涵养功能的扰动。目前，抚仙湖、洱海、滇池等重点湖泊流域森林覆盖率均超过40%，泸沽湖流域森林覆盖率达80%。“三治一改善”（治污水、治农业面源污染、治垃圾、改善湖泊水生态）治湖思路进一步将治理链条向流域纵深延伸，形成从山顶到湖泊的完整保护链条。

2.过程循环：构建“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协同机制

过程循环是高原湖泊流域健康水循环的关键环节，其核心是打通自然水循环与社会水循环之间的梗阻，实现清污分流与低污染水资源高效循环利用。

在农业用水循环方面，云南省水利厅联合河海大学、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正在编制“云南高原湖泊流域农田排水循环回用系统技术规范”，推动农田退水收集处理和循环利用。抚仙湖流域针对入湖污染负荷占比最大且农田面源污染问题最为突出的北岸片区，实施了集截污、调蓄、水质净化、水资源回用、清水置换、湿地补水建设于一体的抚仙湖北岸生态调蓄带工程，2018—2021年期间，总氮（TN）、总磷（TP）入湖负荷量分别减少了245.84t、28.99t，调蓄带对抚仙湖北岸片区农田面源污染负荷削减率超过81%。程海流域的实践也颇具代表性，21座污水处理站中有20座尾水被提升至上游用于农业灌溉，形成了区域水资源“取—用—处理—回用”的闭合循环。2024年年底编制完成的《异龙湖流域健康水循环体系构建规划方案》，构建了以异龙湖为纽带的“多水源统筹、分质供水、循环高效利用、清泉水入湖”流域健康水循环体系，目前正在有序推进，并为2025年异龙湖水质整体脱劣、湖泊水生态系统逐步由藻型浊水态向草型清水态转变提供了较好的技术支撑。

在城镇用水循环方面，滇池流域大力推进再生水利用，新建改造中水回用设施，2025年年底实现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率等关键指标全面达标。昆明市将再生水作为城市“第二水源”，用于入湖河流生态补水、城市景观绿化等领域，有效缓解了优质水资源的供给压力并保障入湖河流生态环境用水需求。

更为前沿的探索是“藻水共治”模式。滇池、杞麓湖、星云湖、异龙湖等部署了大量的“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船，运用石墨烯微滤技术高效分离藻水，达标清水回补入湖（2025年向滇池回补清水达1.3亿m³），藻泥经无害化处理后加工为有机肥。这一模式实现了“藻水分离—清水回湖—藻泥成肥”的全流程资源化，是打通水循环与物质循环链条的创新实践。

3.末端拦截与水质净化：从“水质达标”迈向“生态修复”

末端拦截与水质净化是高原湖泊流域健康水循环的最后一道防线，水质达标是底线，水生态系统结构稳定与功能恢复延伸才是发展方向。

在污水处理环节，各流域大力推进截污治污基础设施建设。“十四五”期间，九湖流域实施“三治一改善”项目224个，总投资398.8亿元。程海流域的实践表明，通过“分散收集—片区集中处理—尾水提升回用”的模式，可实现污水收集处理和回用的高度协同。

在末端拦截环节，在源头减污和过程循环的基础上，以湖滨湿地为生态屏障，通过末端拦截实现清水入湖，最终完成水生态修复。截至2025年年底，九湖流域已修复退化湿地超过15万亩（1亩=1/15hm²），完成了从“人进湖退”到“人退湖进”的思路转变。湖滨湿地在高原湖泊流域健康水循环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净化器”和“调节器”角色。

在生态修复环节，各湖泊因地制宜探索差异化技术路径。异龙湖制定“水下森林”修复方案，通过重构沉水植物群落提升水体自净能力，并通过狮子湾小试、异龙湖中试环节分别验证了基于镍基石墨烯场效应水体矿化装置技术和协同超净化水土共治技术改善湖泊水体生境的良好适用性，为2025年异龙湖水质成功脱劣和水体透明度显著提升提供了重要支撑；杞麓湖推进控源截污与生态廊道建设；洱海强化流域统筹与智慧监测；抚仙湖、泸沽湖构建起纵深达20m的“水下森林”立体生态屏障，为深水型高原湖泊生态修复提供了典型成功范例。

值得注意的是，九湖生态修复呈现出“以鱼养水”与“以渔净水”协同作用的新思路，滇池金线鲃、抚仙湖鱇浪白鱼、洱海大理裂腹鱼等土著物种种群数量不断增加，程海湖中绝迹多年的大眼圆吻鲴已成稳定群落，同时在三峡水库支流库湾水体富营养化防治中得到成功应用和实践。土著鱼类的回归不仅是生物多样性的指标向好，更意味着食物网结构与物质循环功能的修复。

4.系统评价：以“洱海指数”为代表的多维量化标尺

系统评价是健康水循环构建的“度量衡”，解决的是“如何衡量治理成效”这一基础性问题。传统湖泊评价主要依赖理化指标，如高锰酸盐指数、总磷、总氮等。这类指标虽能反映水质状况，但难以全面表征湖泊生态系统的整体健康状况，同时河湖健康评价指标体系无法精准凸显云南高原湖泊（深水、浅水及深—浅过渡型）差异化的独特问题。2025年“8·15”全国生态日，由上海交通大学牵头编制的“洱海指数”综合评价体系正式发布。这一指数遵循“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观念，兼顾“三水统筹”与“三生空间”协调，围绕“干净、清澈、生态、共享”四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其中，“干净”维度的污水治理和垃圾处置反映陆域外源污染控制效果，“清澈”维度的河流和湖泊水质指标追踪氮磷营养盐等关键参数，“生态”维度以海菜花等标志性物种评估水生生物完整性，“共享”维度纳入供水保障、防洪安全及居民直观感受。

“洱海指数”的突破性贡献在于：将评价重心从“水”扩展到“人水关系”，将社会服务功能和公众感受纳入健康评价框架。回顾2015—2025年期间洱海的“洱海指数”变化情况，得分为78～93分，其中2022—2024年评价为“优”，2025年上半年达到92.8分。这一评价工具已具备向其他高原湖泊推广的潜力，为国内湖泊评价从单一指标向系统综合指标转变提供了“洱海经验”。

健康水循环模式的现实意义与推广价值

1.从“治水”到“治循环”：范式转换的深层逻辑

云南高原湖泊健康水循环构建模式的核心意义，在于推动了湖泊治理的深层范式转换：从“治水”走向“治循环”。传统“治水”范式暗含一个逻辑预设：湖泊水环境问题是外部污染输入的结果，治理就是通过工程手段阻断污染、净化水体。这一范式的局限在于割裂了流域水循环的整体性，导致治理措施“按下葫芦浮起瓢”。而“治循环”范式充分认识到，高原湖泊水问题是流域水循环失衡的表征，治理的着力点应从单一环节转向全过程调控——“减污”“扩容”“增流”“排泄”“循环”，最终建立自然水循环与社会水循环的良性互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高原湖泊治理须从“单个因子”保护修复模式转向“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保护修复模式。这正是“治循环”范式的实践表达。

2.技术集成与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

云南高原湖泊治理的另一重要启示在于，健康水循环构建不能仅靠技术集成，还需要制度创新为其提供持续动力。近年来云南高原湖泊保护治理的制度创新在三个维度取得了突破：一是空间管控维度，“两线三区”划定和“9+1”法规体系构建了刚性约束框架；二是多元共治维度，省级湖长全部由省委常委担任，构建党委巡视巡察、人大监督、河（湖）长制督察、社会监督的完整监督体系；三是科技支撑维度，组建高原湖泊研究院，建立省校合作机制，实行“一湖一科技”的技术支撑。这种“技术+制度”的双轮驱动模式，打破了“技术决定论”和“制度万能论”各自的局限。制度为技术应用创造落地条件，技术为制度执行提供科学依据，二者形成相互赋能的良性循环。

3.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主要基于云南高原湖泊的公开资料和治理实践进行提炼总结，尚存在以下局限：一是缺乏量化的水循环模拟分析，未能对“健康水循环”的状态变量和阈值进行精确刻画；二是对不同类型湖泊的差异化构建路径关注不足，深水型与浅水型、封闭型与开敞型湖泊的健康水循环构建策略应有区别；三是对气候变化情景下的健康水循环韧性尚未展开讨论。

2025年启动的“云南高原湖泊流域健康水循环与水质保护战略研究”项目由多位院士牵头，将从战略层面系统回答健康水循环的构建路径。与此同时，云南省“十五五”重点高原湖泊保护治理规划编制为系统谋划湖泊治理提供了新的窗口期。建议后续研究加强湖泊健康水循环的量化诊断技术研发，探索基于自然的水循环调控方案，并将“洱海指数”的编制经验推广至其他高原湖泊，推动形成可比较、可考核、可感知的健康水循环评价标准体系。

结语

经数十年探索，云南高原湖泊治理正经历从末端治污到构建健康水循环的深层转型。本文提炼的水源涵养-过程循环-末端拦截与净化-系统评价“四位一体”模式，是对当前治理实践的一次理论化尝试。这一模式的核心突破在于：在认识论上，将健康水循环置于系统治理的中心位置；在方法论上，打通自然水循环与社会水循环的联结通道；在价值论上，以“洱海指数”为代表的多维评价体系将“人水和谐”确立为评判标尺。

滇池全湖水质连续8年保持Ⅳ类，洱海海菜花大面积重现，抚仙湖“水下森林”不断延展，异龙湖水体透明度达到历史最好（超过200cm）——这些正在发生的生态向好迹象，说明走向健康水循环的道路虽然漫长，但方向正确、前景可期。在生态文明建设纵深推进的时代背景下，云南高原湖泊健康水循环体系构建的经验，将为更多生态脆弱地区的流域治理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Abstract: Influenced by climatic conditions, human activities, and development demands, the plateau lake basins in Yunnan are facing a complex predicament characterized by water resource shortages, difficulties in water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and significant pressure for wate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he traditional lake governance model dominated by end-of-pipe treatment is no longer sufficient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This study, grounded in the concept of a healthy water circulation system, synthesized the governance practices of plateau lakes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It distilled a four-in-one framework for constructing a healthy basin water circulation system: water source conservation, process circulation, end-of-pipe interception and purification, and systematic evaluation. This mode represents a theoretical attempt at the current governance practices of plateau lake basins, and its core significance lies in advancing the paradigm of lake governance from “water treatment” to “water cycle management”. Its core breakthrough consists of three transformations: shifting from treating water in isolation to the integrated coordin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water environment, and water ecology; transitioning from engineering-dominated approaches to an integrated combination of gray infrastructure and nature-based solutions; moving from single-indicator assessment to multi-dimensional systematic evaluation. The study further proposed a full-chain framework covering “source, process, end, and system”, emphasizing the synergistic regulation of social and natural water cycles. The governance experience of plateau lakes in Yunnan demonstrates that the key to constructing a healthy water circulation system lies not only in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but also, more critically, in activating the systemic reconstruction of “human-water harmony” through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his understanding offers important insights for watershed governance in other ecologically fragile regions.

Keywordshealthy water cycle; plateau lake; watershed governance; integrated coordin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water environment, and water ecology; system construction; Yunnan

本文引用格式：

胡春宏，马巍，赵绍熙，等云南高原湖泊流域健康水循环体系构建模式研究[J].中国水利，2026（12）：1-8.

封面供图唐涛

责编董林玥

校对刘磊宁

审核马颖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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