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生命线 | 一心向自由 跨过封锁线

全面抗战时期沦陷区青年奔赴后方的交通与淬炼

一心向自由 跨过封锁线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沦陷区大批青年背井离乡、投奔后方。在民族危亡的刺激下，受民族主义思想熏陶的青年，几乎人人怀有奔赴后方的志向，但摆在他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是，如何走出沦陷区？

NO.1

书信里的“逃亡指南”

从沦陷区投奔后方的关键是获取交通信息。1942年12月，编辑陶亢德被困上海，他苦于不知如何通过封锁线前往后方，但也清楚“通过的人恐怕多到成千上万，自有路道可通”。获取相关信息的渠道主要有往来通信、人际网络与地下组织。

沦陷区与后方多数时候可以通信。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决定维持沦陷区邮政。即使1943年日方彻底接管沦陷区邮政之后，沦陷区和后方也依然能够通信。受战局影响，邮递路线和交接地点自然会变动，但毕竟维持了通邮。两地通邮不仅未对抗战“产生明显不利的消极后果”，还使沦陷区民众获得如何前往后方的宝贵信息。

得益于邮局坚持服务，绍兴青年陈桥驿与兰溪的通信来回仅需10天，且从未丢失过信件，因此获知许多消息，“在当年实在至关重要”。人们离开沦陷区后，往往要给留守的亲友去信，讲述经验，以便为后来者提供参考。

北平青年董毅和上海青年颜滨就收到许多成功者的来信，其中所述让他们获益不少。1942年1月7日，颜滨的朋友张信祥离沪赴后方求学。28日，家中即接到他从金华寄来的信件。董毅收到的后方来信至少数十封，其女友刘淑英离开北平后一路从济南、徐州、商丘、界首、洛阳、西安、成都、贵阳等地寄来信件。

此外，沦陷区青年之间流传着相关信息，沦陷区的地下组织也在帮助他们逃离。

NO.2

租界口岸成为逃离出口

去后方的路途漫长，沦陷区青年一般沿交通线抵达租界口岸或边界地带，再前往后方。具体路线多样各异，随着战事的变化而兴废，局势相对稳定时总有路可通。

全面抗战初期，前线战事紧张，难有隙可乘，沦陷区青年多从租界口岸逃出，再转入后方。有多国租界的天津是华北沦陷区青年的重要出口。1937年9月，刚读完高一的何兆武举家从北平出发，先坐火车到天津，然后坐船至尚未沦陷的青岛，再坐火车去后方。

上海和香港是影响范围更广的逃离出口。华北、华中地区大面积沦陷后，投奔后方最常见的路线是先到上海，走水路至香港，经越南海防，由滇越铁路至后方。1938年，从沪江大学毕业一年的俞锡玑从北平坐火车至天津，后经上海、香港、海口、越南河内抵达昆明。1939年，因沦陷区交通情况趋于稳定，何兆武的高中同学从天津直接坐船到上海，再经香港、滇越铁路至昆明。

走上述路线，多数时候乘坐交通工具，不必徒步穿越封锁线。据作家巴金回忆，直到1940年，该路线还是“毫无困难”，护照和船票等均可由旅行社办妥。连伪警察局都侦知许多青年通过这条路线奔赴后方，“行旅手续非常简捷”。

国际局势明显影响了租界口岸输出沦陷区青年的作用。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香港相继沦陷，沪港交通几乎断绝，这条线路也再难发挥之前的作用。

NO.3

边界地带孔道通向后方

战局相对稳定后，沦陷区边界地带出现许多孔道通向后方。在浙江，1942年金华沦陷前，从杭州和沿海各口至金华，再沿浙赣路入后方，是一条常见线路。

浙江大学学生戴行钧从宁波石浦入后方，其附近的沈家门码头虽已沦陷，但属商业性质，日伪检查较松。上海学生潘君拯走的是沪杭线，从上海坐火车至武康，换汽车到三桥埠，由此过封锁线，经莫干山、建德至金华。1943年7月，金华沦陷后，陈桥驿从杭州坐火车至金华，经人护送过日军哨所至游埠后进入后方。可见，具体路线会有变动，但在前线总有道路可通。

除浙江各线外，苏南有和桥—张渚—屯溪一线可走。尤其在金华沦陷后，南方沦陷区青年多自此入后方，堪称“青年们内移的唯一血管”，规模不下数万人。

张渚是国民政府在苏南的军政重地，紧邻沦陷区，人、物交流非常频繁。1943年10月，张渚沦陷后，亳州—界首一线成为沦陷区青年进入后方最主要的通道。界首因非战略要地而免受日军侵占，在20世纪40年代逐渐发展为“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物资进出唯一的内地口岸”。据报告，每日自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经界首逃出的青年约在百人以上。

1944年4月至5月，郑州、许昌、漯河、洛阳相继沦陷，亳州—界首一线被截断。辅仁中学学生张振鹍于1945年1月从北平出发，改走山西，经太谷、义棠过汾河封锁线，走孝义、吕梁山、吉县，辗转至西安。不过，后来仍有沦陷区青年经界首一线前往后方。颜滨的朋友夏禹涛等人于1945年6月从上海出发，计划经蚌埠至许昌，并在界首给沦陷区亲友去信。

NO.4

险境求生 一路磨难

沦陷区青年奔赴后方的路线有许多，但正如张振鹍所言：“不论走哪条线，行程中都有艰辛、凶险。”

北平学生赵宝煦等人从北平到亳州均在火车、汽车上度过，以随身携带的食物或买包子充饥。到界首后，因找不到接待沦陷区青年的单位，后来徒步前往洛阳，到小村落就睡小饭店，到小城镇就住简陋的旅店。虽然辛苦，但成功抵达后方。该路线是进出沦陷区的要道，人员往来频繁，很多人甚至以此为业，为往来人员提供食宿服务。

国民政府也通过招训工作救济沦陷区青年。北平学生高德超到洛阳后，在招训会招待所住了4个月，还得到招待所主任和河北省流亡政府教育厅厅长数千元资助。陈桥驿在赣州入住食宿免费的战区青年训导所，手续办理便利快捷。在接近沦陷区的地区，这类机构多有开办。

然而，招训实效未必尽如人意。国民政府缺乏相应的财力和组织力援助和输送如此庞大数量的沦陷区青年。招训会在检讨工作时提到，全国战线甚长、变动甚多，招训机关设置顾此失彼，而内移青年甚多，经费杯水车薪，教育资源也难以容纳。但不可否认的是，招训机构提供的帮助，可以满足沦陷区青年的基本要求。

陈桥驿忆及这类机构“设备简单，待遇也并不好”，但已经可以满足多数经济条件困难的沦陷区青年。当然，一路艰辛仍是少不了的。何兆武一路还算顺利，但还是瘦了很多，“路上走了一个多月，不得休息不得吃，非常辛苦。”高德超有时每日仅一餐，张振鹍也经历了一路磨难。

跨过封锁线也是一道难关。战时，日伪构建了一套封锁体系，通过构筑封锁线、核验“良民证”、盘查交通要冲等手段，试图阻断青年奔赴后方。然而，腐败使封锁体系多数时候形同虚设。尽管如此，穿越封锁线仍然存在风险。借助熟人或走私通道，青年们抓住日伪巡逻空隙，冒险通过封锁线。陈桥驿等人成功穿越，潘君拯在浙西趁着伪军回据点“大摇大摆”地穿过，赵宝煦甚至一路未见日伪军警，但也有人不幸被捕以致身死。青年以智慧和勇气，险境求生，追寻自由。

这段国难中的经历使奔赴后方的青年快速成长，不仅锻炼了他们各方面能力与吃苦耐劳精神，更让他们亲身体验了辽阔的国土与同胞的支持，萌发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归属感。潘君拯从上海到重庆历时约5个月，走了上千公里路。在城市长大的他走到乡村，独立处事，从此“更加关心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行万里路真能锻炼人”，这样的感受绝非虚言。

全面抗战时期，众多沦陷区青年奔赴后方，具体路线多样各异，随着战事的变化而兴废，但总可以找到逃离的路径与机会。沦陷区与非沦陷区的限隔并不严密，两地之间的联系、交通超乎一般认知。青年行路难免艰辛，但他们独立走向复杂的战时社会，锻炼了能力，塑造了民族国家归属感。

原文出自《抗日战争研究》

来源 | 中国交通报

责编 | 牛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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